第496章宫庶落幕
十二月一日。
山城的雾没散。
嘉陵江水面上浮著一层灰白色的水汽，从朝天门码头一直铺到对岸的南山。解放碑前面的马路两侧，已经被公安和民兵拉上了麻绳，沿途每隔二十步站一个穿蓝制服的公安干警，腰间別著五四式手枪，目光扫著渐渐聚拢过来的人群。
早上八点十五分，一辆敞篷卡车从市公安局大门缓缓驶出。
车斗上站著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，中间押著一个人。
宫庶。
他穿著被捕那天的灰色呢子大衣，纽扣早就掉了两颗，领子歪著。双手被反銬在身后，胸前掛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面写著：
“军统大特务 宫庶”
六个字。
卡车走得很慢，比牛车快不了多少。车轮碾过解放碑前的青石板路面，发出咕嚕咕嚕的闷响。两侧围观的群眾越聚越多，有人踮脚往车上看，有人扯著嗓子喊“打倒反革命”，也有人什么都不说，就是站在那里看。
宫庶站在车斗中央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他没低头，也没抬头。视线平平地望著前方，望著雾气里那条灰濛濛的马路。
卡车经过较场口的时候，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，炉子上冒著白烟。那股烤红薯的甜香味被风裹著，飘到了车斗上。
宫庶的鼻翼动了动。
就那一下。
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，继续看著前方。
卡车拐上中华路，朝朝天门码头方向慢慢开。
沿途的棒棒军们放下了肩上的扁担，站在石阶上往下看。有个年轻的女工打著红袖章，举著一面小旗子，喊的口號嗓子都劈了。
宫庶什么表情都没有。他就那么站著，像一根钉子钉在车板上。
菩提寺后山。
那个山洞里，枯枝已经被推到了一边。
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女人蹲在洞口，手里攥著一副从寺庙围墙缝隙里偷来的旧报纸包的望远镜——不是军用的，是一副民国时期的戏园子望远镜，铜管子上漆都掉了大半。
她没有在看游街的方向。她看不到——菩提寺后山和解放碑之间隔著整座歌乐山。
她在等人。
脚步声从山路上传来。急促，但有节奏——是受过训练的人跑出来的步子。
一个穿灰色对襟棉袄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洞口。他满头大汗，棉袄的盘扣散了两个，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白色粗布衬衣。
“是他。”男人弯著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大口喘著粗气，“我看清了，是老宫。胸口掛著牌子，站在卡车上面，两边全是公安。”
延娥把望远镜塞进棉袄里面，退回洞里。
洞里还有五个人。
三男两女。最大的一个头髮已经全白了，靠在石壁上，怀里抱著一把用棉布裹著的东西。最小的一个看著不到二十岁，蹲在地上，双手紧紧攥著一支驳壳枪，枪管上光禿禿的，连准星都磨平了。
加上延娥和报信的中年男人，一共七个人。
“都到齐了？”延娥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白头髮的老头从石壁上直起身子，把怀里的东西放在地上，解开棉布。里面是一挺捷克式轻机枪——zb-26。枪身上锈跡斑斑，弹匣只有一个，里面装了二十发子弹。
“就这些了。”老头说。
延娥扫了一眼地上摆著的东西：两支中正式步枪，一支汤姆逊衝锋鎗，枪托上用铁丝缠著裂口。三把五四式和驳壳枪混杂在一起。弹药东拼西凑，步枪弹不到六十发，衝锋鎗弹匣只有两个，手枪子弹每人分不到五发。
报信的中年男人蹲下来，看著这些武器，没说话。他的手在发抖——不是害怕，是在山路上跑了太久，肌肉还在打颤。
“娥姐，”那个年轻的抬起头，声音很轻，“真的要去吗？”
延娥没回答。她走到洞壁那面碎了角的圆镜前面，把镜子翻过来，看了一眼自己的脸。
颧骨凸出来，眼眶凹下去。嘴唇乾裂的地方有一条血痕，是几天前吃硬窝窝头磨的。她才三十四岁，镜子里的脸看起来像四十五。
她把镜子扣回去。
“十二月三號，歌乐山行刑。”她说，声音比之前稍微大了一些，但还是哑，“从菩提寺后山走小路到歌乐山刑场，翻两道梁，最快要两个半钟头。”
中年男人点头：“我踩过点了。行刑的地方在山坳里，进去就一条路。公安肯定会沿途布岗。”
“多少人？”延娥问。
“游街的时候我数了一下解放碑那段，光穿制服的就两百多。”中年男人停了停，“到歌乐山那天，估计更多。”
洞里安静了几秒。
白头髮的老头伸出手，把轻机枪的弹匣取下来又装上，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石壁间来回弹了两下。
“打不贏。”老头说。
没有人反驳。
延娥蹲下来，开始一支一支地检查枪械。中正式的枪栓推上去涩得厉害，她往枪机上吐了口唾沫当润滑油，又推了几下，勉强能用。汤姆逊的枪托裂口太大，开枪的时候后坐力一震，铁丝绑的地方多半会散。
“说实话。”延娥看著洞里的六个人，一个一个地看过去，“宫庶被抓了，山城潜伏的人员就剩下咱们这三瓜俩枣了。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一个一个全断了。毛熊——湾湾那边的电台，我上个月就收不到信號了。”
没有人出声。
“反攻大陆……”她把这四个字说出来，说到“大陆”两个字的时候，嘴唇上那道裂口又渗了一点血出来，“谁心里都清楚，回不去了。”
年轻的那个低下了头。
白头髮的老头没动，但抱著轻机枪的手收紧了。
延娥从腰后面拔出那两把手枪。她把枪放在膝盖上，看著洞口外面灰濛濛的天。
“宫庶这个人，你们都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已经不抖了，平得像一张纸，“讲义气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对咱们多好！”
中年男人把散开的盘扣繫上了。
“我不是来劝你们去送死的。”延娥说，“但我要去。”
她看著白头髮的老头：“赵叔，您年纪大了，走了。带著小周，往上游走，翻过山去贵州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猫著，还能活。”
老头把轻机枪往怀里又搂了搂，摇头。
“不走。”
中年男人站起来，拍了拍棉袄上的灰：“二嫂，你別废话了。大伙儿要是想走，三年前就走了。还等到今天？”
那个年轻的也抬起头，眼眶红了一圈，但没掉眼泪。他把驳壳枪別在腰间，站起来。
延娥看著他们，什么都没说了。
她从石缝里抽出最后半袋炒麵粉，分成七份。每人吃了一口，就著山洞角落里接的雨水咽下去。
山城的雾没散。
嘉陵江水面上浮著一层灰白色的水汽，从朝天门码头一直铺到对岸的南山。解放碑前面的马路两侧，已经被公安和民兵拉上了麻绳，沿途每隔二十步站一个穿蓝制服的公安干警，腰间別著五四式手枪，目光扫著渐渐聚拢过来的人群。
早上八点十五分，一辆敞篷卡车从市公安局大门缓缓驶出。
车斗上站著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，中间押著一个人。
宫庶。
他穿著被捕那天的灰色呢子大衣，纽扣早就掉了两颗，领子歪著。双手被反銬在身后，胸前掛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面写著：
“军统大特务 宫庶”
六个字。
卡车走得很慢，比牛车快不了多少。车轮碾过解放碑前的青石板路面，发出咕嚕咕嚕的闷响。两侧围观的群眾越聚越多，有人踮脚往车上看，有人扯著嗓子喊“打倒反革命”，也有人什么都不说，就是站在那里看。
宫庶站在车斗中央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他没低头，也没抬头。视线平平地望著前方，望著雾气里那条灰濛濛的马路。
卡车经过较场口的时候，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，炉子上冒著白烟。那股烤红薯的甜香味被风裹著，飘到了车斗上。
宫庶的鼻翼动了动。
就那一下。
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，继续看著前方。
卡车拐上中华路，朝朝天门码头方向慢慢开。
沿途的棒棒军们放下了肩上的扁担，站在石阶上往下看。有个年轻的女工打著红袖章，举著一面小旗子，喊的口號嗓子都劈了。
宫庶什么表情都没有。他就那么站著，像一根钉子钉在车板上。
菩提寺后山。
那个山洞里，枯枝已经被推到了一边。
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女人蹲在洞口，手里攥著一副从寺庙围墙缝隙里偷来的旧报纸包的望远镜——不是军用的，是一副民国时期的戏园子望远镜，铜管子上漆都掉了大半。
她没有在看游街的方向。她看不到——菩提寺后山和解放碑之间隔著整座歌乐山。
她在等人。
脚步声从山路上传来。急促，但有节奏——是受过训练的人跑出来的步子。
一个穿灰色对襟棉袄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洞口。他满头大汗，棉袄的盘扣散了两个，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白色粗布衬衣。
“是他。”男人弯著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大口喘著粗气，“我看清了，是老宫。胸口掛著牌子，站在卡车上面，两边全是公安。”
延娥把望远镜塞进棉袄里面，退回洞里。
洞里还有五个人。
三男两女。最大的一个头髮已经全白了，靠在石壁上，怀里抱著一把用棉布裹著的东西。最小的一个看著不到二十岁，蹲在地上，双手紧紧攥著一支驳壳枪，枪管上光禿禿的，连准星都磨平了。
加上延娥和报信的中年男人，一共七个人。
“都到齐了？”延娥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白头髮的老头从石壁上直起身子，把怀里的东西放在地上，解开棉布。里面是一挺捷克式轻机枪——zb-26。枪身上锈跡斑斑，弹匣只有一个，里面装了二十发子弹。
“就这些了。”老头说。
延娥扫了一眼地上摆著的东西：两支中正式步枪，一支汤姆逊衝锋鎗，枪托上用铁丝缠著裂口。三把五四式和驳壳枪混杂在一起。弹药东拼西凑，步枪弹不到六十发，衝锋鎗弹匣只有两个，手枪子弹每人分不到五发。
报信的中年男人蹲下来，看著这些武器，没说话。他的手在发抖——不是害怕，是在山路上跑了太久，肌肉还在打颤。
“娥姐，”那个年轻的抬起头，声音很轻，“真的要去吗？”
延娥没回答。她走到洞壁那面碎了角的圆镜前面，把镜子翻过来，看了一眼自己的脸。
颧骨凸出来，眼眶凹下去。嘴唇乾裂的地方有一条血痕，是几天前吃硬窝窝头磨的。她才三十四岁，镜子里的脸看起来像四十五。
她把镜子扣回去。
“十二月三號，歌乐山行刑。”她说，声音比之前稍微大了一些，但还是哑，“从菩提寺后山走小路到歌乐山刑场，翻两道梁，最快要两个半钟头。”
中年男人点头：“我踩过点了。行刑的地方在山坳里，进去就一条路。公安肯定会沿途布岗。”
“多少人？”延娥问。
“游街的时候我数了一下解放碑那段，光穿制服的就两百多。”中年男人停了停，“到歌乐山那天，估计更多。”
洞里安静了几秒。
白头髮的老头伸出手，把轻机枪的弹匣取下来又装上，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石壁间来回弹了两下。
“打不贏。”老头说。
没有人反驳。
延娥蹲下来，开始一支一支地检查枪械。中正式的枪栓推上去涩得厉害，她往枪机上吐了口唾沫当润滑油，又推了几下，勉强能用。汤姆逊的枪托裂口太大，开枪的时候后坐力一震，铁丝绑的地方多半会散。
“说实话。”延娥看著洞里的六个人，一个一个地看过去，“宫庶被抓了，山城潜伏的人员就剩下咱们这三瓜俩枣了。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一个一个全断了。毛熊——湾湾那边的电台，我上个月就收不到信號了。”
没有人出声。
“反攻大陆……”她把这四个字说出来，说到“大陆”两个字的时候，嘴唇上那道裂口又渗了一点血出来，“谁心里都清楚，回不去了。”
年轻的那个低下了头。
白头髮的老头没动，但抱著轻机枪的手收紧了。
延娥从腰后面拔出那两把手枪。她把枪放在膝盖上，看著洞口外面灰濛濛的天。
“宫庶这个人，你们都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已经不抖了，平得像一张纸，“讲义气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对咱们多好！”
中年男人把散开的盘扣繫上了。
“我不是来劝你们去送死的。”延娥说，“但我要去。”
她看著白头髮的老头：“赵叔，您年纪大了，走了。带著小周，往上游走，翻过山去贵州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猫著，还能活。”
老头把轻机枪往怀里又搂了搂，摇头。
“不走。”
中年男人站起来，拍了拍棉袄上的灰：“二嫂，你別废话了。大伙儿要是想走，三年前就走了。还等到今天？”
那个年轻的也抬起头，眼眶红了一圈，但没掉眼泪。他把驳壳枪別在腰间，站起来。
延娥看著他们，什么都没说了。
她从石缝里抽出最后半袋炒麵粉，分成七份。每人吃了一口，就著山洞角落里接的雨水咽下去。